老子是主静说的主要开创者，老子的静观方法，不是单纯的直观，而主要是内视性反观的直觉，是自我的内在体验。
因此，在朱熹哲学中，所谓境界者，心灵之境界，所谓心灵者，有境界之心灵，心灵与境界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乐完全是自我体验之所得，是自有而非他有。
心灵上下也就是心兼上下，既不能仅仅理解为形而下者，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形而上者。朱熹所谓心体浑然、浑然一理的境界，既是诚和仁的境界，也是乐的境界。分说是从分析的意义上说，体用性情当有区别。从形上本体论的观点看，心与理是合一的，心即仁，仁即心，本无分别。问题是，诚虽是心体之本然，却又不是自然现成的，而是潜在的，要使诚的境界实现出来，或进入诚的境界，需要心灵的自我反思、自我直觉。
在朱熹哲学中，由于其形上体系所决定，仁被说成是爱之理而不是爱，但由于爱之理即是心之体，因此，仁又被说成是本心之全德[31]。只要不是把他所说的形而上者理解为纯概念、纯形式一类东西，而理解成潜在的本体存在，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38] Pierre 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pp.179, 349, etc.英译本论述参pp.179-189，或中译本《古代哲学的智慧》，第248—263页。
这种智慧概念，恐非希腊哲学智慧本义。南乐山即认为哲学与宗教的截然区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有特定时代限制。其言下之意是，哲学的定义一直在发展、演变，从未确定，故不当以其在西方历史上若干定义为由，将哲学的含义固化，并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设想一下，如果philosophy（philosophia）当初没有被翻译成哲学，metaphysics没有被翻译成形而上学，ontology没有被翻译成本体论，主张这些学问在中国自古就有的人是不是会大大减少呢？ 我总结目前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辩护，有如下几个误区：（1）问题相同说，（2）爱智慧说，（3）理性思维说，（4）定义不明说。
由于中国古代学问尤其是儒学中充满了理性精神，中国古代圣贤从不主张迷信和盲信，所以有人得出：儒学等古代学问是哲学。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哲学作为生活方式依然保留了逻辑论辩的方式。
就此而言，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劳思光、任继愈、牟宗三等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均是现代人建构出来的中国古代哲学样式。[53] 蒂利希，陈新权等译：《文化神学》，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二、它是绝对自由的思考，因而是神学（只有神才真正自由）。中国传统学问中被当成哲学的一些成分（如儒学），从形态上更接近于宗教，而非哲学。
哲学把反思或理性思维进行到底，所以不主张预设任何结论或目标，因而哲学没有永恒之经，没有不变价值，没有神圣崇拜，更没有严格的礼仪实践，由此形成了它的绝对开放性，这些特征恰恰不易在各大宗教中发现，也不能在传统儒学或诸子之学中发现。[37] Pierre Hadot,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trans. Michael Chase(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46, 353。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精神信仰，都存在说成哲学的困难。另一种与理性化或理性思维有关的说法，认为哲学就是对人或事物的系统的反思，或者说是反思的反思，此类说法冯友兰较早提及[17]。
[48] 又如，海德格尔曾在《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此书原为其1926年在马堡大学授课的讲义）论述哲学的本质，特别强调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这一西方哲学史上的传统，主张哲学是最源始的和最确切意义上的科学[49]，是一种真正科学学习的努力[50]。[54]美国著名神学家、多元宗教观倡导者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先生则从（1）礼仪生活，（2）思想认识（包括神话、宇宙论、哲学观念等），（3）精神修炼（spiritual practices）三个方面出发，论证儒家完全符合宗教的特征，勿庸置疑。
[42]他分析了此词在公元前7世纪出现后含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包括用于指诗歌活动，指与人打交道的技巧等[43]。在1936年最初发表的《欧洲科学 XE "科学" 的危机与超验 XE "超验" 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指出，希腊人 XE "希腊:希腊人" 所确立的哲学的人生存在 XE "存在" 形式，是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法则……根据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古人是通过自由的理性明智地塑造着他们自己的[25]。
也许有人说，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已毋庸置疑。张岱年、方东美等前辈均有关于哲学智慧的精辟论述，冯友兰的觉解说似可视作智慧说翻版[3]。于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以理性分辨的方式来研究古人的过程中，如何建立自身的生命意义？ 我们知道，理性的、思辨的分析研究方式在西方盛行了几千年，西方人以彻底的、非实用的思辨精神建立了他们延续了数千年的强大学统。在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里，这个问题被放在基础性位置。[18]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174—179页。[52] 海德格尔，《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第33页。
解决定义困境的主要途径，在于区分定义与含义。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我使用中国哲学一词，主要指基于对中国传统学问而从事的哲学研究，不包括中国人所从事的西方哲学或其他哲学研究。
[46]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331—354页。虽然中国古代学问实重智慧，但在佛教、道教中对智慧的重视远甚于儒学，而佛教、道教恰恰是从宗教角度来关注智慧的，是不是能称为哲学，本身就值得疑问。
[57] 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认识到，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诞生有它强大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学统以认知主义为基础，确实赋予了研究者以独特的生命意义，让他们找到了永恒和不朽。
从这个角度说，当哲学活动失去了精神价值，变成类似于思维游戏，就意味着哲学工作者丧失了生命价值和意义，变成了行尸走肉，哲学作为一种人类事业也将丧失内在动力。[6]接下来我会说明，阿多的研究只是揭示了此词在古代日常生活及哲学活动中的多义性，并不能推翻过去我们对于此词在哲学上的主流看法。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臆想的中国哲学，其实是他们对现代中国所急需的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或曰人生观）追求。近来法国学者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也仔细分析了古希腊人对于sophia的理解，说明了此词在希腊语中含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因为宗教所讲的智慧，虽有理性特征，主要诉诸于信仰和信仰实践。我们凭什么认为，儒家的传承发展寄托于文史哲等现代学科及人文工作者，难道儒、释、道三家传承和发展的方式不是相似的吗？如果代表中国传统学问主体的儒、释、道三教，其传承和发展不能寄托于文史哲学科及人文工作者，凭什么认为中国哲学这个现代学科肩负着传承发展中国传统学问的最重要使命呢？我当然不是说，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和发展要脱离文史哲等现代学科。
需要强调的是，阿多从头到尾并没有主张一种与理性思辨无关的、单纯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意义追求（后者才是中国学问传统、也是一种宗教传统），而是一直强调古代哲学中理性思辨或逻辑论辩与生活方式的关联。二是中西学术的类型之别，可能是由各自的研究及传承方式不同决定了的。
哲学的反思是永远开放、方法优先、实用为次的，而宗教的反思则往往是信仰为重、实用优先、践履为重的。显然，他并不是否定此词包含理论思辨的意思，而是强调作为一种求知活动对于古人的生命价值。
我们须注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灵魂（也常译为精神）与汉语中的灵魂或精神含义有别，至少他们认为灵魂以理性为本质或精华，而汉语中灵魂或精神一词所包含的情感和心理成分，在西方古典哲学传统中属于非理性因素，并非其本质或精华。它是我们以知识化语言和理性分辨方式建构出来的东西。[33]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57页。鉴于范式仍未成熟，所以存在合法性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以理性特征为由，说上述充满了理性精神的宗教教义是哲学（学说）。此词源自希腊文theoria，有理智观察之义，常译为沉思，英译为contemplation或meditate。
而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智慧则意味着拥有思想升华和对整个时间与存在进行沉思的灵魂[36]。从外部说，通过与其他学科或学问相比较来理解它的含义。
[58] 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61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更重要的是，虽然有那么多前辈开拓的原创性中国哲学研究，却很难说形成了公认的有普遍意义的范式（paradigm），象我们在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思潮中所看到的那样。
